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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圖：被環志的勺嘴鷸

李東明（勺嘴鷸在中國）拍攝于江蘇如東小洋

編者按：環志，應該算是人類最早系統用于鳥類遷徙研究的一項技術手段，發展至今已經有了百余年的歷史。其基本形制從誕生之初直到現在，都沒有發生特別大的變化。盡管如今已經有了更為先進的如衛星追蹤技術，環志因其成本經濟、短時間內可用于大量的個體、能夠在環志的同時收集其他許多相關的信息等特點，仍然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的應用。

除開科學研究層面的意義，環志歷史當中還有過一些非常動人的故事，有關中國鳥類研究的一些重大發現也是通過環志才得到的相關信息。本文將對國內環志研究歷史及發展做簡要概述。

 

本文首發于“和勺嘴鷸在一起”（ID：shaozuiyu）

 

相信許多人小時候都聽過一首兒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來這里”。細究起來，這恐怕是大家最早接觸到跟鳥類遷徙有關的內容。許多鳥類隨著季節變換而沿南北或東西方向進行規律性的往復遷徙，應該算得上是最為引人矚目的自然現象之一。

 

人們對鳥類遷徙的認識也是由來已久，不僅在今天的兒歌中傳唱，更早在公元前三世紀的著作《呂氏春秋》中就已有“孟春之月鴻雁來，孟秋之月鴻雁去”的記載。而眼下，每年 4 至 5 月初在我國各地陸續開展的“愛鳥周”活動也與候鳥們有著不解之緣。

 

1981 年 3 月 3 日，中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保護候鳥及其棲息環境協定》，簡稱《中日候鳥保護協定》，旨在促進兩國間在候鳥保護及其棲息環境管理方面的合作。

借此契機，由林業部等 8 個部門向國務院提請報告，建議在每年春季（具體時間由各省、市、自治區規定）確定一個星期作為“ 愛鳥周”，向公眾宣傳鳥類保護的重要意義，樹立“保護鳥類，人人有責”的意識。

 

相傳早在兩千多年前戰國時期，吳國宮女就曾在家燕（Hirundo rustica）腳上綁縛紅線，借此觀察第二年春季這些個體是否回歸。

 

到了1595年，法國波旁王朝的創建者亨利四世馴養的一只游隼（Falco peregrinus）在釋放參與鷹獵時失蹤，一天之后在地中海馬耳他島上被人發現，這只游隼的腳上戴有標識身份的金屬環，此案例也被視作環志并且“回收”的第一個記錄。

 

然而直到三百多年后，系統性地利用環志來研究鳥類遷徙才正式粉墨登場。1899年6月5日，丹麥中學教師和業余鳥類學家漢斯·莫特森（Hans C. C. Mortensen，1856-1921）為捕捉到的紫翅椋鳥（Sturnus vulgaris），戴上寫有地址和編號的特制鋁環。

 

漢斯·莫特森（圖片引自Wiki）

 

隨后他的環志工作逐漸拓展到了白鸛（Ciconia ciconia）、鷺類和雁鴨類上。其他人在發現戴有這些鋁環的個體后，常會寫信告知漢斯具體的時間和地點，而他則將這些信息在報紙上發布以鼓勵更多的人效仿參與。

 

1909年，英國開始采用漢斯的方法進行了鳥類環志工作。

 

1930年左右，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都有了自己的鳥類環志中心。直到今天，漢斯開創的環志模式依然在世界范圍內被沿用。

 

 

①

漢斯的環志模式最終也傳到了亞洲，1924年日本開始環志候鳥，成為亞洲最早采用該方法研究遷徙規律的國家，并且一直持續到1943年底才由于戰爭原因而中斷。這期間累計環志鳥類31萬余只，回收到環志鳥15379只。

 

二戰結束后，日本的候鳥環志一度陷入了停滯，整個世界也迅速進入到東西對抗的冷戰時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政治軍事上的敵對，卻在不經意間為候鳥環志研究打開了一扇大門。

 

在冷戰達到巔峰的1963年，由美國軍方資助的“遷徙動物病理學調查”項目（Migratory Animal Pathological Survey，簡寫為MAPS）于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印尼及香港、臺灣等8個國家和地區展開。

 

這項調查旨在通過國際間合作，了解亞洲候鳥的遷徙規律、體內外寄生蟲、候鳥遷徙與流行性腦炎等疾病傳播的關系等內容。前后計有13個研究團隊171人參與了MAPS項目，到1971年，累計環志了1218種鳥類，共116.5萬只，其中回收到235種5601只。

 

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在亞洲地區開展的大規模跨國協作環志候鳥，1974年由項目負責人豪爾·馬克魯博士（Howe E. McClure，1910-1998）將結果匯總出版《亞洲鳥類遷徙與生存》（Migration and Survival of the Birds of Asia）一書，至今仍是研究亞洲候鳥極為重要的參考文獻。

 

馬克魯博士（圖片引自Yoshi & Kuroda 1999）

 

令人惋惜的是，受時局所限中國大陸并未參與到MAPS項目當中，使得涉及到該地區的情況只能依靠推測，而影響了對亞洲候鳥遷徙規律論述的全面性及準確性。

 

盡管存在缺憾，MAPS項目對于參與各方的鳥類學研究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以臺灣地區為例，畢業于康奈爾大學的謝孝同先生（Sheldon R. Severinghaus，1940-2015）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來到臺灣東海大學任教，因從小喜愛鳥類并在美國參與過相關工作，進而實際領導了MAPS項目在臺灣地區的野外工作。

 

1977年，謝孝同先生還以臺灣特有鳥種黑長尾雉（Syrmaticus mikado）和藍腹鷴（Lophura swinhoii）的研究在康奈爾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

 

更為傳奇的是，劉小如先生（Lucia Liu Severinghaus）因嫁與謝孝同先生為妻，從學習文科轉而研究鳥類，逐漸成長為臺灣最具聲望的鳥類學家之一，并在2014年8月于日本東京舉行的第26屆國際鳥類學大會（International Ornithological Congress，簡寫為IOC）上當選為國際鳥類學委員會主席。

 

謝孝同博士和劉小如博士伉儷 圖片來自網絡

 

MAPS項目在實施過程中還發現了一個鳥類新種——白眼河燕（Eurochelidon sirintarae）。

 

1968年1月在泰國中部北攬坡府（Nakhon Sawan Province）的博拉碧湖（Bung Boraphet）畔開展環志工作時，1只具有寬大的黃色嘴，腰部白色，相對較為強健腳爪，長相奇特的“燕子”被當地村民交給了研究人員。

 

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它與非洲河燕（Pseudochelidon eurystomina）關系最近，泰國鳥類學家以泰王拉瑪九世普密蓬·阿杜德（King Phumiphon Adunyadet，1927-2016）的三女兒瑪哈·扎克里·詩琳通公主（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來命名了這一新種。

 

萬分遺憾的是，盡管有皇室成員“加持”，白眼河燕自1986年以來再無任何可靠的記錄，預示著該種可能已經永遠消失了。

 

圖片引自 orientalbirdimages.org

 

 

②

1964年5月，日本山階鳥類研究所（Yamashina Institute for Ornithology）收到了一封經由莫斯科方面轉交的朝鮮來信，時任朝鮮科學院生物學研究所所長的元洪九先生（Won Hong-gu，1888-1970）在信中向日本同行求助，希望獲知他在平壤牡丹峰公園里發現的一只戴著日本腳環（編號C7655）的北椋鳥（S. sturninus）是在哪里放飛的。

 

日本鳥類學家通過元先生提供的腳環信息，很快就找到了環志者。

 

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只北椋鳥竟然正是由元先生的兒子元炳旿（Won Pyong Oh）于1963年在韓國首爾環志放飛。

 

朝鮮于1992年發行有關元洪九先生和這只北椋鳥的紀念郵票

 

關于元炳旿

 

作為朝鮮著名鳥類學家元洪九先生的小兒子，元炳旿自幼就耳濡目染受到父親的影響，對鳥類產生了濃厚興趣。后來，無情的戰火分裂了朝鮮半島，致使無數骨肉親朋離散。元洪九夫婦和一個兒子最終留在了朝鮮，而元炳旿則同另外兩個哥哥身在韓國。原本和睦溫暖的一家人自此天各一方，生死未卜。

也許是對親人最好的紀念，元炳旿繼續了自己的鳥類學愛好和研究。1961年，他在日本取得了博士學位，最終成為韓國名牌私立大學——慶熙大學（Kyung Hee University）的一名生物學教授。而在失散了整整15年之后，父子二人以這樣不可思議的巧合，得知了彼此尚在人世。這只北椋鳥身上佩戴的小小腳環傳遞的信息，將無法見面的骨肉親人，在漫長的分離之后，再次聯系在了一起！

 

在1983-1990近八年間大陸地區共環志了62755只鳥，但只回收到了國內環志鳥162只（張孚允 1994），即僅僅有0.26%的環志鳥能夠被回收。由此不難想象，一只鳥被兒子環志，而能夠再被父親所回收的概率究竟會有多小。

 

 

③

如前所述，因MAPS項目，環志在臺灣和香港地區首先得以開展。其中香港由Hechtel先生于1965年12月開始實施。

 

1966年，著名鳥類學家鄭作新先生撰文介紹了鳥類環志研究目的、意義和方法等內容，并提及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于1959以后在北京對黃胸鹀（Emberiza aureola）和麻雀（Passer montanus）開展的環志工作。

 

鄭作新院士

圖片引自 http://yswk.las.ac.cn/qiantai/Shouye_zhanshi.action?id=1980C23#

 

然而大陸地區成規模的環志，則要等到1981年3月《中日候鳥保護協定》簽訂之后才得以系統性的開展。

 

1981年11月，“全國鳥類環志辦公室”在林業部（現國家林業局）正式設立。

 

相隔15年后，時任中國動物學會鳥類學分會理事長的鄭作新院士于當年再次撰文呼吁開展鳥類環志工作。

 

而到了1982年6月，林業部在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組建成立“全國鳥類環志中心”，最初僅有張孚允和楊若莉兩名工作人員。

 

張孚允先生和楊若莉先生伉儷

圖片引自 http://www.guokr.com/article/438110/

 

在當年11月初于西安舉行的中國鳥類學會第二次學術研討會上，鄭作新先生又做了“我國鳥類研究當前有什么攻關任務？”的大會發言。其中第一條就是強調應開展鳥類遷徙與環志的研究。這次會議上還舉行了鳥類環志工作專題座談，廣泛征求了全國鳥類學研究者的意見。

 

隨后，林業部于當年12月下旬在遼寧省大連市召開了首次“全國鳥類保護和環志工作座談會”，研究如何進一步貫徹和執行《中日候鳥保護協定》中的相關內容。

 

到了1983年7-8月間，全國鳥類環志中心、青海省相關部門和機構在青海湖鳥島自然保護區合作對斑頭雁（Anser indicus）和漁鷗（Ichthyaetus ichthyaetus）進行環志試驗，以驗證和確定環志工作的方法與流程。

 

在張孚允和楊若莉先生的主持下，在8月初環志放飛了斑頭雁304只，漁鷗711只，總計1015只。這次成功的試驗，為全國環志工作培訓了寶貴的技術人員，并在此基礎上于青海湖鳥島建立了大陸第一個候鳥環志觀察站。

 

1985年10月，中日兩國的研究人員在山東青島開展了首次環志合作，共環志放飛393只。

 

1987年6月，又在黑龍江扎龍自然保護區進行了第三次環志合作，環志放飛了357只。第三次中由雙方共同捕獲并環志了1只白枕鶴（Grus vipio）幼雛，它的父親恰好是1984年初在日本出水市被環志的1只雄鶴，而當時的環志人員尾琦清明先生也參加了扎龍的環志工作。

 

候鳥沒有國界，這家白枕鶴既是它們往返遷徙于繁殖地扎龍和越冬地出水的確切證據，也是中日兩國在遷徙候鳥研究與保護上精誠合作的最好見證。

 

截至2012年底，30年間大陸共有103家單位開展過鳥類環志工作，累計環志鳥類818種310萬余只，回收鳥類156種2377只。

 

由中國動物學會鳥類學分會編發的《中國鳥類研究簡訊》每期都會介紹各環志站點的工作近況，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到鳥類學會官網上下載閱讀（http://www.chinabird.org/）。

 

 

 

④

兒歌里唱道小燕子“年年春天來這里”，但卻沒有說秋天的時候它們又去哪兒了。1986-1989年間在山東日照地區對家燕（Hirundo rustica）和金腰燕（H. daurica）進行的環志研究對于回答這個問題，多少提供了一些線索。

 

三年間，研究人員一共環志了547只燕子幼鳥，其中家燕占到了89.3%。據1987年的觀察，燕子春季最早于3月29日遷來，秋季則在9月21日開始遷離。相較于家燕，金腰燕遷來的時間要晚10天左右，也會提前遷離10天左右。

 

在秋季南遷開始前，兩種燕子都有集大群停棲一處的行為。環志的成鳥中，近1/4的個體在第二年回到了頭一年的原巢址，通過修整繼續在舊巢中繁殖育雛。同時發現，雌雄成鳥間在第二年改換配偶再行繁殖的現象較為普遍。

 

而1988年6月16日，在直線距離3960 km之外的馬來西亞回收到日照環志的家燕1只，證明了東南亞是我國家燕遷徙越冬地之一。

 

年復一年，候鳥們由著本能的驅使，飛過山河湖海，跨越自然的界限或人為的紛爭，歷經春秋寒暑，穿過雨雪風霜，在數以百萬年來形成的遷飛區域中履行著與過去和未來的約定。

 

候鳥遷徙不僅是氣勢恢宏的自然奇觀，也是維持地球生態系統平衡，維系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過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飛羽精靈需要我們更多的關注與呵護，一定還會有更多動人的故事，將因它們而緣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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