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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馬存利　      轉載孫中昌（園林工程師 電話 18921078293 ）

【摘要】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高級階段，是對工業文明的替代和超越，是人類對傳統工業文明進行理性反思的產物，旨在超越人類中心主義，提倡生態中心主義，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生態文明治理的原則是堅持公正原則、多元化的價值觀和整體責任包括個人責任、社會責任和全球責任統一。生態文明社會的法制保障囊括了從立法、執法、司法一系列環節，乃至公民生態意識的培育和教育。

　【英文摘要】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 high-level stage, is an alternative to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beyond,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product of rational reflection to go beyond anthropocentrism to promote eco-centrism,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The live together in harmon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o persist in the principle of governanc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 wide range of values and the overall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the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 for reunification. Eco-civilized society to protect the rule of law includes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the judiciary a series of links, and even the citizens to cultivate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關鍵詞】生態文明；倫理學；工業文明；法制保障

【英文關鍵詞】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thics;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legal protection

【寫作年份】2009年

【正文】

　一、生態文明的涵義與倫理學基礎

（一）生態文明的涵義

　　生態文明是一種更高一級的文明形態，即工業文明之后的人類文明形態，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方位的生態化構建。它以人與自然協調發展作為核心的行為準則，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態機制，實現經濟、社會、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這種文明形態表現在物質、精神、政治等各個領域，體現人類取得的物質、精神、制度成果的總和。從根本意義上說，生態文明是對工業文明的替代和超越。從狹義上講，生態文明是指文明的一個方面，即人類在處理與自然的關系時所達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對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

　　生態文明把“生態”與“文明”有機結合起來，前者稱之為文明的生態化，后者理解為生態的文明化。在環境倫理學看來，生態文明始終是以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作為核心的。因此，生態文明的倫理指向就是要構建“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倫理責任”[1]，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協同發展。

　　“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睆氖蟮绞宕?，我們黨一直強調，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十六大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生態文明，這是我們黨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理念的一次升華。

（二）生態文明的倫理學基礎

　　當代生態哲學思想在西方源于工業文明時代一些重大的環境事件問題而產生。當代生態哲學思想的出發點與目的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協同進化。當代西方生態哲學從人與自然關系的角度研究生態倫理問題，主要形成兩大派別：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被國內外學術界普遍批判。非人類中心主義可以劃分為生物中心論和生態中心論，這是兩種不同的生態哲學理論。

　　人類中心主義根源于資本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因此要想徹底解決環境問題，“單靠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2]

二、“生態文明”：后工業化時代的文明形態創新

　　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即工業文明之后的人類文明形態。它是指人們在改造客觀物質世界的同時，不斷克服改造過程中的負面效應，積極改善和優化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建設人類社會整體的生態運行機制和良好的生態環境所取得的物質、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總和。它包括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以及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和諧，而不僅僅局限于人與自然的關系。

（一）人類文明正處于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過渡的階段

　　如果說以工業生產為核心的文明是工業文明，那么，生態文明就是以生態產業(或產業生態化)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態。生態文明是人與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

（二）生態文明是人類對傳統工業文明進行理性反思的產物

　　在工業文明時代，人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工業文明完成了對自然的征服，也把人和自然的沖突發展到了極點?，F代的科學文明是以對立關系處理人和自然界的，它的出發點是為了人的利益要去征服和利用自然。然而，隨著人類的統治自然的技術手段逐漸提高，“利用大自然”變成了“濫用大自然和破壞大自然”。結果，技術發達的背后有了一大串災難的名單：人口爆炸、土壤沙化、資源枯竭、生態失衡......。這就應驗了馬克思的話：“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盵3] 人類對自然界的“第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盵4] 工業文明時代的社會、經濟、生態等方面的危機，無法在自身框架內解決，人類必須尋找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實現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佩珀認為，消除生態危機的唯一出路就是用生態社會主義取代當代資本主義。他進一步指出，“生態社會主義是人類中心論的（盡管不是在資本主義—技術中心論意義上說的）和人本主義的”[5]。

（三）生態現代化理論：生態文明的另一種闡釋

　　德國學者胡伯教授（1985）提出生態現代化理論。胡伯認為，生態現代化是一種利用人類智慧去協調經濟發展和生態進步的理論。生態現代化的基本觀點是解決經濟增長和相應的環境管理的常規矛盾，實現經濟與環境的雙贏；不僅把環境挑戰看成是危機，也看作是機會，把減少污染看成是加強經濟競爭力的工具。生態現代化理論的核心之點是，環境保護不應被視為對經濟活動的一種負擔，而應視為未來可持續增長的前提。它的基本目標是試圖轉變人們對環境政策難題的看法，從而使清潔環境和經濟活力的關系不再像70年代那樣被視為是矛盾或沖突的。具體來說，它包括以下兩個理論要點：一是環境保護與經濟目標的協調性。經濟增長與環境目標的政策一體化完全可以導致一個環境、經濟和商業“三贏”的理想結果。二是技術中心主義或“技術預防”。堅持革新和技術可以同時帶來增長和環境改善。哈佛大學學者米切爾·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的所謂“波特假設”。他在90年代初的研究表明：不但經濟增長和環境主義是相融的，經濟競爭力也依賴于二者之間的成功連接。在他看來，環境主義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促進經濟競爭力，環境標準的不斷提高將使那些優先采用這些標準的企業具有更強的國際競爭力，同時使這些企業具有更高水平的資源使用效率。[6]

三、生態文明社會治理的法治原則：通過“善政”走向“善治”

　　生態文明不僅僅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形式，而且是社會治理的一種形式，它的核心內容就是，在健康的政治共同體中，政府、個人與社會中介組織，或者民間組織，將公共利益作為最高訴求，通過多元參與，在對話、溝通、交流中，形成關于公共利益的共識，做出符合對大多數人利益的合法的決策。這種多元參與、良性互動、訴諸公共利益的治理形式，就是生態治理。生態治理是一種新的治理模式。生態治理是一種通過“善政”走向“善治”的治理。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和管理活動。“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

（一）生態文明社會治理必須堅持公正原則

　　社會公正能夠有效地凝聚社會各領域、各階層的力量，推動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改革。而政府應該被賦予承擔維持社會公正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夠在利益多元化的社會現實中，推動各項政策的有效實施。社會公正反映了社會多數群體的意愿，而維護這種意愿需要公正的制度安排、程序設計。唯有通過制度化建設，建立體現社會公正的法律和制度，才能確立消除社會不公的制度規范，有助于在既有體制和政治結構中推進改革。實行體現社會公正的政策，弱化利益沖突和社會對立。社會公正既能推動社會進步，也能避免因為利益過度分化帶來的激烈沖突。形成社會公正意識，重建文化和道德秩序，從深層結構方面提高文明水平，維護社會公正。

　　生態文明所理解的公正，包括人與自然之間的公正、當代人之間的公正、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公正（代際公平，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7]。“后代人在最大的基本意義上依賴生活在現在的我們。他們的存在是一種我們選擇的作用”[8]。這種關系是現代社會發展自身的一種表現，同時也是當代人的行動所引起的后果。這些行動對于后代人的利益給予促進的同時也存在著造成傷害的巨大危險，可能嚴重地擠壓了后代人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和資源。這樣，由于這種先在的不利地位以及當代人行為對這種不利地位加強的可能，后代人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影響。這樣就需要人們重新思考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涉及資源分配和文明傳承的行動的性質，這種考慮“不是自然情感的基礎，而是出于正義的考慮”[9]。

（二）生態文明堅持多元化的價值觀

1.生態文明的價值觀首先強調人、自然、社會的多樣性存在

　　現代性要求規范、標準，傾向于整齊劃一，試圖讓人們按照同樣的方式生活，使用同樣的資源和技術。但生態的價值觀強調尊重多樣性，“各不相同的地區千差萬別的生活經歷理應導致全球范圍內多姿多彩的文化經歷和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弊鹬囟鄻有詫矶鄻拥纳鐣问?。尊重多樣性，還注意那些身受社會與環境問題之苦而又無能為力的社群所具有的多樣性特點。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主體越來越多樣化，利益格局也表現出多元性。因此，生態治理是一種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這些主體包括政府、非政府組織、社會中介、政治、民間組織、公民個體，以及企業等。

2.生態治理是一種良性互動的治理

　　生態治理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多元主體在追求公共利益過程中，形成良性互動的和諧關系。治理明確肯定了在涉及集體行為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進一步說，致力于集體行動的組織必須依靠其他組織；為達到目的，各個組織必須交換資源、談判共同的目標；交換的結果不僅取決于各參與者的資源，而且也取決于游戲規則以及進行交換的環境。生態治理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的動態過程，它要求人類的經濟活動必須維持在生態可承載的能力之內；生態治理是人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生態治理的良性互動機制，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的基礎之上，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三）生態文明的社會與全球責任

　　生態社會強調個人責任，但是，這種責任還必須與社會責任相融合。生態價值觀認為，“個人責任的行使必須納入社會責任的框架，因為我們的行為只有在兼顧我們與他人的關系時才可取得最顯著的效果。過度地關注個體的行為不僅不是解藥，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疾患本身。歸根結底，是社會、社會結構、社會決策釀成了地球的災難。”個人和社會責任宣揚普遍聯系背景中的相互依存性，生態社會應當能夠放心地把自我治理的責任托付給了解情況的公民。

　　此外，現代社會的環境問題大都具有全球性質，許多國家（特別是弱小的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由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引起的。發達國家的消費取向和外交政策往往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狀況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環境污染沒有國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單獨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應對全球環境惡化所帶來的挑戰（如全球氣候變暖）。沒有其他國家的配合與協作，單個國家的環保努力不是勞而無功就是事倍功半。因此，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必須采取全球治理的模式；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在全球范圍同步展開。

　　個人責任、社會責任必須統一到全球責任（global responsibility）中來。科爾曼曾經指出，“沒有胸懷全球的思考，便不能樹立環保的嚴正性與完整性。全球責任并非限于考慮全球性的利弊得失，它也意指應用一種整體思維方式，改變公共政策和公民行為中屢見不鮮的支離破碎、見木不見林的思維方式?！盵10]全球責任從根本上反對對任何地區的人民進行經濟的或政治的剝削，它理解到這種情況不僅從人道主義角度而言是無法接受的，而且從務實的現實角度而言也將無法維系環保的嚴正性與完整性。生態問題不是局限于特定的區域、特定的國家之內，生態危機是全球性的。

四、生態文明社會治理的法律制度構建

　　建設生態文明需要人類行為的轉變，對人類行為的最佳調整方式是通過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調整人們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法律。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環境法對建設生態文明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要完善環境法制，著重點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生態文明的國內和國際立法

　　環境立法中應提出轉變生產和消費模式的要求。建設生態文明需要兩個模式的轉變，一是生產模式的轉變，即要從高投入、高產出、高消耗的生產模式轉變為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的生產模式；二是消費模式的轉變，即要從過度消費模式轉變為綠色消費模式。

　　從國際社會來看，尋求制定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確保各國加強合作，采取切實有效的行動。國際立法是一種強制性手段，無論哪一國家加入國際環境保護公約，就在法律上承擔了相關的義務與責任；否則，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國際社會的壓力，或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國際環境法的迅速發展增強了國際環境保護措施的有效性和強制性，同時也對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產生深刻影響。未來的國際社會，將通過立法來解決國際環境爭端，防止沖突和發展合作關系，保證國際環境安全。

（二）完善政府生態文明治理的責任

　　推進生態文明發展戰略，不僅是企業、個人的責任和義務，更是政府的職責。民主政府必然是責任政府,政府只有真正履行其責任時才是合法的這就需要政府轉變發展思路，切實貫徹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實現綠色GDP。

（三）生態文明社會的國際合作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國際法“水平”擴增和“垂直”擴張的步伐都在加速，國際法調整的重心日益從傳統的外交性國家間政治關系的共存領域轉向非外交性國家間經濟、社會關系的合作領域，國際關系及調整國際關系的國際法都逐漸被貼上了“合作”的標簽。鮑韋寧教授就認為，國際法已經開始從主權國家間的共存國際法——解決領土主權、外交關系、戰爭法與和平條約之類的問題——轉向規范國家間為追求共同目標而進行合作的法律，如那些在國際貿易、環境和人權組織支配下所創立的法律[11]。這種允許國家間發展更深層合作的研究在冷戰結束后表現得尤為明顯。開展環境問題上的南北對話和東西協商。從1972年開始的每十年一次的世界首腦會議是全球就環境問題合作和磋商的良好機制。1974 年北歐四國的《環境保護公約》就規定，互相之間主動通氣、征求意見，遵守共同規定的法律秩序，實行互相監督。為確保持續發展，各國將在制定經濟、社會、財政、能源、交通、農業、貿易及其他政策時，進行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并尋求更大范圍的國際參與。

（四）培育公民生態文明意識

　　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生態文明建設不是項目問題、技術問題、資金問題，而是核心價值觀問題，是人的靈魂問題”[12] ，即生態危機的根源應該歸結為現存的一些思想文化觀點和價值觀念。的確如此，正是民眾長期在“人定勝天”的文化氛圍中形成了征服自然的觀念和態度，才會造成當下極其嚴重的生態危機。確切地說，生態危機本質上是人類的文化危機造成的。因此，轉變人們以往無知無畏自然的生態價值觀念，喚醒民眾尊重自然等生態意識，是生態文明發展的首要前提。喚醒民眾生態意識的方式主要是推進生態文明的宣教工作，使生態文明觀念深入人心。在全社會發起生態文明的理論討論，深刻領會生態文明的內涵;制作一系列的宣傳畫冊，給民眾以視覺和知識上的沖擊，認識到以往對待自然的無理與粗暴，從而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觀，并實現生態文明價值觀的自覺轉型。生態文明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認知文明，因此推進生態文明發展首先需要人們對生態文明有著正確的認知，而這種認知有賴于環境。

【作者簡介】

　　馬存利，男，山西交城人，山西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吉林大學法學碩士、法理學博士。

　【注釋】

　　[1] 余謀昌,王耀先. 環境倫理學[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

　　[2]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521.

　　[3]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4.

　　[4]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517.

　　[5] [英]戴維?佩珀.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M].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354.

　　[6] M. Porter and C. Van der Linde, ‘Green and competitive: Ending the stalemat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3 (1995), pp.120-34.

　　[7] Lukas Meyer.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http://www.plato.stanford.edu/entries/justice—intergeneration.al/.2004-04-26.

　　[8] David Heyd.Are We Our Descendants’Keepers?. Emmanuel Agius, Salvino Busuttil, Tae—Chang kim, Katsuhi.ko Yazaki. Germ—Line Intervention and Our Responsibilities to Future Generations. 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135.

　　[9] [英]布萊恩·巴里.正義諸理論[M].孫曉春，曹海軍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247.

　　[10] [美]丹尼爾·A·科爾曼.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M].梅俊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1-9.

　　[11] Wolfgang Friedmann.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836.

　　[12] 陳學明. 生態文明論[M]. 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