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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的意義

在野生動物保護工作的各個領域里，最直觀、最感人，也最容易引發共鳴的，無疑是“救助個體”。看到一只傷愈的紅隼重返藍天，足以讓每一個在場者熱淚盈眶。

但是，很容易被志愿者忽略的一點是，救助野生動物個體的價值往往并不在個體本身，而更多地在個體背后的整個種群。這和救助人類社會中的弱勢個體是不同的。

動物和人的差異很多，按照演化生物學家 道金斯 等人的觀點，最大的差異可能在于動物缺乏文化。在這里，文化的定義是“與遺傳無關、但可以模仿和傳承的行為模式”。

人類社會中，文化因素正在逐漸壓倒遺傳生理的因素。我們對自我的改造能力越來越強，先天遺傳素質的重要性也越來越小。當我們說 “每個人都獨一無二” 的時候，這種獨特性大部分來源于后天。而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更是幾乎全部來自文化領域：他的一生中會創造出無數的新思想和新事物，影響身邊的每一個人；而當他死去時，哪怕他的血脈有后代來傳承，那些未曾表達出來的無數思想也會永遠消失。相比之下，他對人類的遺傳貢獻顯得微不足道。

然而，野生動物個體在環境中的絕大部分行為，都可以回溯到它的基因；個體間的文化傳承即便存在，影響也通常微乎其微 [1] 。 如果兩群狼面對同一場景做出了不同的反應，那是因為它們的遺傳特征不同，而不是因為它們各自經歷了不同的狼群歷史、有不同的狼群文化。就算有動物因為和人相處而從人類這里習得了復雜的行為，當它回歸野外時也幾乎不可能把自己學會的 “人類技巧” 教給其它動物、改變原有的文化。一種不適應其所在環境的人類文化可以導致一個文明的毀滅，但動物界中的文化似乎從來沒有這樣巨大的效果。

因此，野生動物的價值更多地承載于它的基因之中，種群本身的延續更為關鍵。個體的死亡是必然的，但基因通過種群基因庫可以長存下去，維持物種的存在。 我們保護野生動物個體，更多是一種保護種群的手段，本身并非目的。 所以黃石公園才會引入狼來控制鹿的數量、來淘汰老弱病殘。這樣的行為在人類中無法想象，在自然界卻是完全正常合理的；我們經常用人類的眼光去看野生動物，忘記了我們之間的客觀差異。

而假如一個物種本身并未瀕危，那么刻意保護它們的個體，對整個物種也沒有多少好處。如果我們出于其他理由、依然希望保護這些個體免于死亡的話，那就不屬于狹義動物保護的范疇了。

物種的意義

如果保護個體是手段，那么保護物種、保護地球生態是不是就應該成為終極目的呢？

但實際上這兩個命題都很可疑。物種雖然壽命長，但早晚也要消逝，新生代哺乳動物每個物種的平均壽命也不過幾百萬年而已。地球歷史上至少 99.9% 的物種都已經絕滅了，絕大部分都和人類沒有關系。

至于 “保護地球”，則問題更大。其實，沒有哪個物種是 “不可或缺”的。有些物種消失后其地位立刻被取代了，有些會波及到其他物種，只有很少數的物種一旦絕滅可能會引發生態系統大范圍的崩盤。但是，崩盤了也不是世界末日，幾千萬年過后，一切又都會重頭再來。地球是很脆弱，很容易被打得鼻青臉腫，比如發生在大約 2.5 億年前的 P/T 絕滅事件 殺死了海洋中大約 96% 的物種；但是地球又很頑強，不管多慘都能恢復回來，P/T 之后過了 1000 萬年，物種多樣性就超過了絕滅之前的水平。

類似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多次。這有點像一個不倒翁，一推就晃，但怎么晃都不倒；換成生態學術語，就是 “在地質時間尺度上，地球整體生態系統的抵抗力穩定性很弱、但恢復力穩定性很強。” 坦率地說，只要太陽系的結構維持不變，我想象不出任何方法能把地球生命打成萬劫不復；就連核彈也不能保證消滅所有無脊椎動物。

那么我們天天強調要維護生態系統圖的又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個人成長期間摔過了無窮多跤，未來也要摔無窮多跤，為什么偏要執著于阻止眼下的這一跤呢？

很簡單，地球經受得起生態系統的崩盤，人類可是受不起。雖然地球作為一個整體每次都恢復了，但每次陪葬的物種數目卻不計其數。不要說生態系統崩盤了，脆弱的人類經濟體系連海平面上升幾十厘米都招架不住，這讓地球歷史上動輒上百米的海平面變化情何以堪。

由此，似乎可以導出一個結論：我們保護生態，不是像口號里宣傳的那樣是為了地球，而根本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地球其實根本不在乎我們怎么鬧騰，它有的是時間來恢復；可我們等不及。就算人類沒在災變中直接陪葬，等地球恢復完了人也該沒了。

而如果不考慮 “保護我們自己” 這個因素的話，保護其它野生動物的動機似乎也變得不充分了。人類的捕殺直接或間接導致了猛犸的絕滅，這件事情應該責怪人類嗎 [2] ？ 但如果這是人類的錯，三葉蟲絕滅又是誰的錯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求硬骨魚考慮一下三葉蟲的感情和生存權 [3] ？ 恐龍經受不住小行星撞擊而絕滅了，這又應該怪誰呢？恐龍自己還是小行星？ 一種生物適應不了小行星撞擊，另一種生物適應不了人類出現，二者究竟有什么本質區別呢？

在一個外星智慧看來，也許是這樣的：如果人類把猛犸象殺光了，那是猛犸象缺乏像蟑螂這樣的適應力。如果人類因為濫殺生物導致自己毀滅，那是人類過于愚蠢、活該倒霉。如果人類通過保護其它物種使自己得以延續，這就很聰明、很高瞻遠矚；但這不是必然結局，不是理所應當，也談不上道德高尚。

但我是人類，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希望人類走上最后一條路。

保護的意義

然而，物種存活與否，以人類的價值確實太難判斷了，畢竟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了解還十分淺薄。而難以具體討論時就訴諸抽象，有了這種常見的思維習慣，很多時候我們就會說：動物保護不僅僅是為了物種本身的存活，而且是順應（某個不可捉摸的）自然規律；違背自然規律是會產生不良后果的，這個總該沒錯吧……

這篇文章不討論其中的自然主義謬誤，只說一下把 “保護” 等同于 “順應自然” 的問題。

順應自然，聽起來很美好，但實踐中卻根本無法執行——自然界的絕滅是一直存在的，大災難有絕滅，平時也有絕滅。那么，假如有一個本來要絕滅的物種被強行挽救回來了，這算什么情況呢？ 這個過程中是不是損傷了其它本該繁盛的物種的利益呢？ 動物之間是有利益沖突的，比如流浪貓的繁盛通常都會給野生鳥類帶來嚴重的傷害。不管這樣做好不好，這顯然是對自然界的嚴重 “擾亂”。

那么不擾亂，該滅絕的讓它們滅絕行不行？問題又來了——誰該滅絕呢？ 你不作為，就會有其他的人類活動影響；而這些活動影響是永無可能被完全抵消的。大熊貓的地位至今也沒爭出個所以然，它們在野外天然棲息地的生活能力極強，完全不用人擔心，真正的問題在于棲息地本身遭受了嚴重的人為破壞。可是，棲息地本來就是會因為氣候變化而改變的，如果人類文明從來沒有存在過，大熊貓會不會因為自然的氣候周期而遭受危險呢？沒有人類的話它們會什么時候氣數已盡？絕滅之前會不會產生出新的物種？沒有人知道。

所以，實際中的野生動物保護原則其實就一句話： “盡可能維持現狀”（包括“恢復到以前的現狀”）。因為這樣對人類自身最為有利，環境不變我們才能安安穩穩地發展文化和經濟嘛。這樣做是不是打斷了某個玄而又玄的“自然進程”？

如果把 “自然” 定義為除人類之外的一切，那么人類的每一個行為都是 “打斷”。而考慮到人類不過是演化之巨樹上的一個小小旁支，那么無理由地割裂 “人類” 和 “自然”，是不是才是最根本的人類中心主義呢？

實踐中的保護

但現實中的野生動物保護的最大困境不是環境倫理，而無一例外在于資源不夠。有限的資金如果撒胡椒面一樣平分給每個物種，大概會一事無成；殘酷的現實使得野生動物被迫分出了不同的等次，我們會優先把資源投給那些花費小、意義大的野生動物。

生態學上的關鍵種肯定更值得我們去付出，因此，出現了兩個保護生物學里專屬的概念： 傘護種 和 旗艦種 。

所謂 “傘護種”，本身不一定有多大的生態學地位，但它們所需要的生存環境能覆蓋很多其它物種；只要有人出錢保護了它，就能連帶保護很多別的物種。這樣的好買賣當然不能放過。圍繞傘護種建立動物保護區始終是野生動物保護的重要方向。

而 “旗艦種” 甚至連生存環境這個要求都可以放寬，它的基本標準嚴格來說只有一條：能賣萌，能招人喜愛，能吸引眼球，能拉捐款。如果同時滿足傘護種的標準那就更好；若是連帶還有民族象征、國家特色等等，那就近乎完美了。大熊貓也因此成為迄今為止最完美的旗艦種（WWF 拿它當徽標不是沒有理由的 [4] ）：它足夠奇特，還算珍稀（身為 EN 級別，已經合格了，雖然還有很多物種都比它更珍稀 [5] ），萌起人來天下無敵，并且還相對容易圈養 [6] ，也能勝任傘護種的角色。

經常有人質疑為什么要花那么多錢保護大熊貓。確實，大熊貓相對來說得到了更多的重視，但大熊貓本身的宣傳意義、對川滇一帶整體生態保護的意義也是確實存在的。不可能拯救每一個，但總應該努力爭取更多的人，拯救更多的物種。客觀情況如此，我們只能把某些物種放在優先地位，把資源相對集中在有意義的領域。

因此，前三部分的意義討論并非空談，我們不得不據此對資源的安排進行取舍。一些保護者太過執著于動物個體、執著于虛無縹緲的 “所有動物的利益”，或者某個不能明確表述的 “自然規律”，以至于花大力氣為某些其實并不瀕危的生物搖旗吶喊，我不能說他們一定錯了，只能提醒他們，這些資源本可以用到更有價值的領域里去。

【作者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