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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沿海地區。

海堤左右兩側，分別是排列有序的水產養殖塘和廣袤的灘涂。

江蘇條子泥地區的棲息地變化情況。在2000-2013年間，人類的圍墾活動將大面積的灘涂變成了水產養殖塘和農田。因此，堤外灘涂堤內養殖塘的景觀，成為了江蘇沿海地區的常態。圖：綠色和平。

低潮期間，鸻鷸類散布在灘涂上覓食。

高潮期間，灘涂被潮水覆蓋，鸻鷸類不得不飛至海堤內稍作休息，待潮水退去后繼續回到灘涂開吃。

2019年發表的論文告訴我們，高潮期間，鸻鷸類偏好于在水位淺的養殖塘內休息。

高潮期間，鸻鷸類在海堤內的水產養殖塘稍作休息。圖：虹橋黑背拍攝于如東東凌。

然而，顧名思義，水產養殖塘的主要功能是養殖諸如蝦、蟹、魚、貝類等小海鮮。其水位高低需遵循每年“投苗“和“捕撈”的生產規律，不可能一直保持在可供鸻鷸類休息的高度。

每年10月，是漁民捕撈南美白對蝦的時節。此時塘內的水位以及捕撈所帶來的干擾，都不適合鸻鷸類于高潮期間進來停歇。圖：騰騰攝于如東豐利。

那么，我們是否可能與水產養殖塘主合作，在水產養殖和鸻鷸類保護之間尋求一個平衡呢？

以下由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Seema Jayachandran介紹的“歸鳥”項目，或許能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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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世界人口的增長，人類對土地資源的需求也在日漸膨脹。在這個寸土如金的時代，將大片土地預留出來用以保護瀕危物種和富碳森林，意味著極高的成本。

于是，愛彼迎經濟模式登場了。這套經濟模式雖然不能“包治百病”，但至少在住房和自然保護這兩個方面，它提供了一個十分誘人的解決方案。

通過愛彼迎和其他類似的服務平臺，房主可以在市場有需求時將自己的生活空間臨時變成民宿。如今，自然保護人士也正在將閑置的土地打造成隨需而至的“快閃自然保護區”。

哪怕是在北美和非洲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環境下，運用了這套經濟模式的自然保護項目都有一個共同點：通過簽訂短期或長期協議，讓土地所有者有償保護自己土地上的自然環境。這一創舉從兩種對立的土地利用方式（要不私人開發，要不建自然保護區）中走出了一條中間道路。

來看看愛彼迎的運作方式：在超級碗大賽（Super Bowl，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的年度冠軍賽）即將開幕之際，賓客如云導致明尼阿波里斯市各酒店客房緊缺，當地居民受此驅使，把他們的房子出租給無處落腳的球迷。自然保護領域也有類似情景：當候鳥遷徙經過某片地區，或者某瀕危物種正處于繁殖期時，對保護區的需求會激增。

大自然保護協會是一個美國的非盈利組織，該組織率先將“共享經濟”商業模式引入自然保育領域。自2014年起，為保護候鳥，大自然保護協會一直在對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曼多河谷（Sacramento Valley）的濕地進行臨時擴張。根據博聞網2017年8月的報告，初秋時節，候鳥飛往南方過冬，初春時又飛回來。在候鳥的遷徙高峰期，它們需要足夠多受保護的棲息地，而現有的公園和自然保護區不能滿足它們的需求。

遷徙季時高潮地的攝影師和鳥群。圖：騰騰攝于啟東。

生態學家馬克·雷諾茲（Mark Reynolds）是大自然保護協會的成員。他表示：“與其‘購買土地’，我們可以將‘租用土地’作為項目的運作模式。” 每到春、秋季節，都有幾個星期對候鳥的遷徙來說至關重要。這段時間里，大自然保護協會向稻農支付一定金額，讓他們往田地里灌滿水。通常情況下，稻農定期向農田灌水是為了灌溉農作物，或者在豐收后降解稻谷殘茬；在大自然保護協會的“歸鳥”項目中，接受了付款的稻農們會在本不需要灌水的時期也這么做。

但是，需要支付多少金額，稻農才會合作呢？

一支由生態學家和經濟學家組成的團隊用“反向拍賣”解決了這個問題：讓土地所有者親自提出足以讓他們把自家田地打造成為期4-8周的臨時濕地的最低金額。這個拍賣系統根據稻農付出的成本來調整償付給他們的金額。

例如，在鳥類春遷末期，濕地漫灌與種稻計劃難以兼容（注：如每年春遷鳥類集中在5-6月份飛過某地，6月底仍有大量鳥類過境，需大片濕地，而本地稻農在6月初即排水、擱田）。因此，在此期間，稻農的要價和付給他們的償款均會抬高。遇到天氣變化時，這個拍賣系統也可以靈活變通。在項目剛開始的幾年，加利福尼亞州正值持續的干旱期。但2017年雨水充沛，“歸鳥”項目臨時擴張濕地的壓力減小。

氣候變化莫測，社會不斷擴張。在快速變化的時代，這個動態的自然保護手段日漸凸顯出了它的優勢。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大手筆。” 雷諾茲先生說。他還認為這種模式“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適應變化”。

氣候變化可能讓濕地變樣，改變候鳥遷徙的時間和地點，但是“歸鳥”項目可以更靈活地應對各種變數。項目團隊利用來自業余觀鳥愛好者的數據，結合地表水的衛星圖像，使得臨時濕地應時而建、因地制宜。

盡管臨時性的自然保護區可以滿足候鳥的需求，我們依然亟需利用私人土地來開展長期的自然保育工作。目前，有許多這樣的項目正在進行中。比如說，美國政府就已經與一些土地所有者簽署了三十年或者永久性的地役權合同，以此來保護濕地、休耕休牧。

遷徙中的黑腹濱鷸正在飛掠一片被水淹沒的田野——這片區域為大自然保護協會（the Nature Conservancy）的“歸鳥”（BirdsReturn）項目用地。圖：Greg Golet / 大自然保護協會。

在世界其他地區，政府和非營利組織正在通過補貼民眾來保護森林。筆者研究了一個自然保育組織在烏干達開展的項目。在這個項目中，如果農民不在自家土地上濫伐森林，就會每年收到補貼。這個辦法其實成本低得驚人，既保護了森林，又減少了碳排放。

農民依然是土地的主人。這些土地依然為農民所有，他們也可以在已經被開墾的區域上繼續生活和農耕。從本質上來說，自然保護組織只是租用了土地上的樹木，土地所有者繼續保留其他使用土地的權利。如果直接買下這些森林，把它們打造成傳統的自然保護區，不僅要花更多的錢，還會迫使成千上萬人離開家園。

用補償款換來人們的自然保育行動，讓他們自己選擇是否參與其中，也比單單禁止采伐要好。禁伐令不讓販賣木材，不準在新開墾的土地搞農業，這會奪走窮人急需的收入，

而且，這樣以市場為基礎的方法還可以在保護自然和其他剛需（例如糧食生產）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對于一個糧食產量極高的農民來說，繼續利用他的土地進行農耕作業是一個很合理的選擇，哪怕這意味著需要多砍伐一些森林。

在理想情況下，那些不怎么多產的農民更樂意參與這個項目。因為他們為保留森林而犧牲的糧食產量和利潤不多。

這就是為什么制定合適的補貼金額至關重要。在一個合適的金額面前，那些種糧能手反倒會拒絕，因為他們擴建農場后可以賺得更多。而能力平庸的普通農民則會簽約。市場經濟會幫助我們找到合作的機會。

在眾多政治和人口因素面前，為了保護自然而打造專門的自然保護區已經變得不現實。但幸運的是，我們還有其他選項。這些創新項目向我們展示了，一地可以兩用，并且看似相互矛盾的需求也可以被同時滿足。有了這些以市場導向的保育方法助力，我們可以利用私人土地來滿足大自然的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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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ema Jayachandran

翻譯/Abi

審稿/徐晨媛&虹橋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