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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高原濕地已經發生了大面積的退化或喪失，且幸存的許多濕地也已身患重病，有些濕地已奄奄一息，處于死亡的邊緣，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濕地如此多病的身體，如此不堪一擊？

“自然災害”是濕地患病的罪魁禍首

濕地位于水體和陸地的交錯地帶，受水陸相互作用而形成。水是濕地的命脈，水文條件的變化將直接影響濕地的變遷。大氣降水和冰雪融水是高原濕地的重要補給水源。全球變暖、氣候變干等因素可導致水源補給不足，濕地水位下降，進而發生萎縮退化。不論在人為活動較強的紅原鎮郊泥炭場，還是在年保也則山麓尕當松多冰川谷等無人干擾的地方，表層泥炭均不純，實際屬于沼澤土，即含有較多的土，這是環境水分減少、坡面物質遷移加速的結果，表明向干的方向發展，是自然因素作用的結果。近30年來青海湖水位下降了3.16m， “自然災害”是引起其水位下降的決定性因素。20世紀80年代中期，青海湖年虧損水量中，人類耗用水僅占1/5，90年代初期的研究估算得出，青海湖多年虧損水量約4.36億m³，人類耗用水占虧損水量的比重降至8.7%。這些均說明人類活動對青海湖水位的影響是比較小的，湖泊水位的變化主要還是由自然原因導致。

“人為災難”使多病的濕地雪上加霜

由于人類對濕地價值的認識不足，盲目追求眼前利益，人類對濕地進行不合理、甚至是毀滅性的開發利用，在自覺或不自覺中破壞了濕地的功能。有的學者把人類對濕地的破壞形象地比喻為“過失犯罪”和“故意犯罪” 。 “過失犯罪”是指人類在開發利用濕地的過程中，絲毫沒有意識到保護問題，對濕地的破壞是在無意識中進行的，許多人愚昧地認為開墾濕地是去除“邪惡之地” 。 “故意犯罪”是指為了達到某種利益或目的，開發者在非常清楚濕地開發后的后果的情況下，不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防止對濕地的破壞，或者采取的措施不當，導致濕地遭受嚴重破壞，這種破壞是在有意識的情況下發生的。無論是“過失犯罪”還是“故意犯罪” ，其后果都是殘酷的，使本就很脆弱的濕地不堪一擊，加速了濕地的衰亡。

若爾蓋高原濕地遭受人類的侵犯史不堪回首

50 多年來，若爾蓋高原濕地環境變化與氣候變干的趨勢是明顯的而且是一致的，這是全球變化的結果。但人為因素是不可忽視的，特別是對于局地環境，往往成為主導因素，具有強烈的破壞作用。首先，隨著沼澤區人口增加，沼澤區修建道路、房屋，密度愈來愈大。其次，人口增加帶來了牧業發展，開渠排水以增加草場以及過度放牧都對沼澤環境形成巨大壓力，導致濕地不斷萎縮。1960 年 8 月紅原建縣，人口僅500多人， 但現今已達3萬人以上 ； 牲畜也由原來的5萬頭左右發展到42萬頭。四川省境內的黃河首曲濕地的牲畜量由 20 世紀 50 年代的 58 萬頭增加到現在的 233萬頭。甘肅省瑪曲縣牲畜數量在過去 40 多年中呈直線增長趨勢，在 20 世紀 50 年代全縣各類牲畜總量約 24 萬個羊單位，90 年代已經達到 70.5 萬個羊單位。該縣草場總的年產草量為 53.231 億 kg，按每個羊單位每年用草2900kg計算，全縣理論載蓄量為 183.556 萬個羊單位，而實際有蓄量為 227.823 萬個羊單位，超載量為 44.267 萬個羊單位，占理論載畜量的 24.1％。全縣 8 個鄉和 3 個試驗場中有 6 個鄉和 2 個試驗場處于超載放牧狀態。嚴重過牧導致草場不斷退化，但這些壓力是以緩慢形式逐漸施加于濕地環境。此外，礦山的開采、公路以及城鎮建設也對若爾蓋高原濕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不合理的人為活動帶來的環境后果較上述壓力更為嚴重。一是砍伐森林，幾十年來濕地周邊山坡上的暗針葉林不斷遭到砍伐，目前已經是零星殘林，大大減弱了對沼澤的涵養作用。二是70年代的沼澤改造疏干排水運動。當時為了擴大牧場，紅原、若爾蓋兩縣在所有的人畜不能通行的沼澤中用重型機械挖掘了排水溝，納勒喬等重沼澤區也未能幸免。至于日干喬這類積水稍淺的濕地更是溝渠遍布，順坡降配置。才布柯谷的溝渠間距約為 200m，開溝數十條。溝的規模一般上寬 0.5m，深 1m，全部破開草根層，切入下部泥炭層中。開溝排水活動進行了 3 年多，總開挖排水溝 700 多條，共延長約1000km。在日干喬寬谷沼澤中央還挖掘了寬2.5m，深 1.5m 的主排干，加大排量，并安裝了小水電站，也算是沼澤區第 1 座以沼澤水發電的電站。這些都是人類干預自然沼澤的重要活動，導致原始沼澤破壞，疏干了約幾億立方米的沼澤積水，促使沼澤向干的方向發展。人類開發泥炭用于家庭能源本是可行之舉措，但由于泥炭采掘沒有統一的規劃，不但浪費了資源，而且造成了嚴重溝蝕，1982 年調查時，坡水沿著泥炭剖面留下，如水簾一樣美麗，至 1994 年，已經變為長百余米，下口寬近 20m 的黑色泥炭溝，而且正快速地進行溯源侵蝕。在人為活動的干擾下，沼澤動物自然遠遠遁去，或永久遷移。

開墾濕地和過度放牧是導致濕地退化的元兇

青海湖濕地備受摧殘

由于近幾十年來，青海湖湖區人口的迅猛增加，加劇了人類對青海湖濕地的破壞。青海湖湖區海南州在 1958 年的耕地面積僅僅有29.77 萬畝， 到1960年則迅速增至 101.86 萬畝；海北州在此期間開墾草地 109.07 萬畝，總耕地面積達到 147.43 萬畝，目前的耕地面積僅剩80 多萬畝，其余均已經成為撂荒地。但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受經濟利益的驅動，非法開墾草地的巨浪撲面打來，湖區 14 個部隊農場和 6 個國有農牧場開墾的草地面積多達 30多萬畝，當地居民開墾也達 5 萬畝之多，開墾力度之大使得青海湖濕地已經不堪重負。同時，過度放牧也進一步加劇了濕地的萎縮。1949 年海南州有牲畜 138 萬頭，而到 1998 年則增至330 萬頭，增加了近 1.4 倍，而牲畜平均占有草場面積則由原來的 36 畝降至 15 畝。開墾濕地和過度放牧已經使得青海湖濕地創傷累累，滿目瘡痍。

江河源濕地傷痕累累

江河源區的大部分草場都遭受著超載放牧的侵害。冬季草場和夏季草場幾乎全面超載，黃河源的瑪沁縣、達日縣和甘德縣超載最為嚴重，超載率高達 37.65％～ 279.1％，其現狀放牧載畜量超過其草場理論載畜量的0.4～3倍；夏季草場和秋季草場大部分地區也受到超載的沉重打擊，其中瑪沁縣、達日縣和甘德縣最為嚴重，超載率高達 79％～ 80.23％；江河源大部分區域對冬春季草場利用的時間都長達 7 ～8 個月，嚴重的過牧使得江河源區濕地發生明顯退化。近50年來， 江河源區的人口迅猛增加，牲畜數量也飛速發展，如黃河源的曲瑪萊縣、稱多縣和瑪多縣在 1979 年末各類牲畜存欄數目總計為 53.6萬頭 （只、 匹） ， 是1949年的7倍，使得草場已經力不從心，不堪重負。

草海濕地也未逃脫人類侵害的命運

草海位于貴州省威寧縣城內，是一個完整的喀斯特高原濕地生態系統，也是地球同緯度地區為數不多的高原淡水湖泊，世界十大高原濕地觀鳥區之一。在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中，草海被列為一級重要濕地。20 世紀70 年代曾經為獲取更多的耕地，草海被人為部分排干，一度使草海濕地生物生態系統遭到嚴重破壞，一些草海特有的物種減少甚至開始消亡，如草海劍魚，現已尋不到蹤影，遷飛鳥也幾乎絕跡。

納帕海濕地遍體鱗傷

人工開挖排水溝使云貴高原的納帕海沼澤濕地被分割成許多部分而支離破碎，導致納帕海濕地大部分時間都處于排水疏干狀況 ，有的低洼地沼澤水深不足 10cm，多數僅呈過濕狀態 ，有的完全干涸 ，加速了納帕海濕地的退化衰亡過程。20 世紀 60 年代以前，納怕海還處于原始狀態， 濕地面積廣袤。自70年代以來，當地居民炸開水洞擴大出水口，并在湖中開挖排水溝上千條，通過人為降低水位來增加耕地面積和擴大牧場，導致濕地被分割成許多部分。其中一條長約 2.5km 的排水溝就疏干了面積約為 200hm²的濕地。近 20 年來，經不同程度疏干的濕地面積達2.4萬 hm²，占該區濕地總面積的90％，平均每年疏干約1000hm²，墾殖面積占疏干面積的1/4，使沼澤面積從2.82萬 hm²銳減到 2400hm²，降水豐沛年份也只有 3125hm²，降水較少年份的水面積僅 500hm²左右。湖中心水深由 4 ～ 5m 降至 20cm，旱化十分嚴重。近半個世紀以來，由于納帕海區域人口劇增，密度為香格里拉其他地區的 10 倍。這種人口膨脹以及傳統生活方式對資源和木材的需求，使得納帕海集水坡面上的森林植被破壞嚴重，削弱了其對納帕海沼澤水源的涵養功能。水土流失加劇，表土和養分隨地表徑流進入納帕海沉積，但徑流匯入納帕海后沿排水溝渠漏走。資料表明納帕海平均每年的淤積量約為5 億 m³，結果是湖盆逐年抬高，水域不斷縮小，高原特有水生植物杉葉藻群落大面積減少，中生和旱生植物甚至大狼毒等草甸退化標志性植物出現，依賴濕地生存的水禽等減少，物種多樣性劇減。此外香格里拉興起的生態旅游，對地處其腹地的納帕海濕地也帶來了不利影響。由于缺乏管理，隨著游客數量的增加，馬匹糞便和旅游垃圾使得本來就破碎脆弱的淺水沼澤水體極為污濁，細菌和大腸菌群超標。

納帕海濕地在遭受人為破壞的同時，還承受著過多牲畜踐踏所帶來的疾苦。雨季結束后，納帕海沼澤積水從落水洞漏走 ，湖心四周草甸成為香格里拉最大的平壩天然冬季草場，面積約為 1500hm²，其理論載畜量為 1600 羊單位，而實際載畜量 ( 主要以牦牛、馬和豬統計 ) 為 6000 羊單位，超載率 132.5％，大大超過了草場自身的載畜容量，使可食牧草大量消耗，失去有性繁殖，有毒雜草出現，劣質和不可食雜草占據優勢，草場嚴重退化。牲畜的踐踏，不僅造成土壤板結，而且破壞地表植被和表層土壤，尤其是成群放養的家豬，拱翻成片的泥炭層找食，破壞面積約占沼澤面積的 5%，使草根枯死，下覆層出露，泥炭土層破壞殆盡，造成土質變劣，養分衰竭退化。

修建水利設施加速了高原湖泊濕地的衰亡

水利工程的興建對濕地功能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由于在進行水利工程建設時，必須對河岸進行特殊的處理，如將河道截彎取直或用鋼筋混凝土護岸，改變了河流的水文情勢，減弱河流消納污染物的能力，降低河流周邊地區的冷濕效應，由此引發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問題。蒙新高原大規模的農墾活動開始于 20 世紀 50 年代，耕地面積隨后急劇擴張。據統計，1949 年新疆擁有耕地 120 萬 hm²，到 1986 年則增至 290 萬 hm²。伴隨著耕地的增加，引水、蓄水、提水等水利設施也大興土木，不斷落成，尤其是水庫的修建更是神速，截至 1979 年，已建成水庫674座，其中大中型水庫有 104 座。入湖河流上修建水庫后，洪峰后的徑流基本上被完全截流，僅部分汛期的洪水可直接流入湖泊，有些河流的水量則被完全截住，造成下游全年斷流，湖泊干涸。瑪納斯湖是因人類在入湖河流上游修建水庫而導致湖泊干涸的一個典型例子。注入瑪納斯湖的瑪納斯河發源于天山北麓，流經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全長 400km，年均徑流量為 12.5 億 m³。20 世紀 50 年代后在瑪納斯河的中上游建立了石河子墾區，變沙漠為綠洲，修建大中型水庫 4 座及眾多的小型水庫，攔截了地表水、泉水和部分地下水，使得瑪納斯湖沒有水量補給，逐漸干涸消亡。

青藏高原的羊卓雍錯湖與周圍的沉錯湖、巴糾湖和哲古湖等湖泊組成了藏南地區最大的內陸湖泊群，與雅魯藏布江的水位落差高達840m，湖泊水能資源非常豐富。但目前已經在該湖實施了“縮湖發電”工程，即通過降低湖泊水位10.5m，縮減湖泊面積，減少蒸發，來提供55億m³的水量進行發電，該工程的裝機容量為12萬千瓦，引用的湖水水量高達每秒18m³。此項水利工程的修建將會導致湖泊顯著退縮，濱湖濕地也將因湖泊萎縮而發生顯著退化。

化肥、農藥施用量劇增，加重濕地污染

化肥、農業的大量施用，給濕地，尤其是河流、湖泊濕地的水體帶來了嚴重的污染。如云貴高原的“三湖”地區（杞麓湖、撫仙湖、星云湖）的徑流區 1996 年施用的化肥總量為90755 噸，平均每畝施用 0.25 噸，農藥總施用量平均為每畝 1.60kg。與 1990 年相比，撫仙湖徑流區化肥施用量增長幅度為 55.21％，農藥施用總量的增長幅度為 76.48％；星云湖徑流區化肥施用量增長幅度為 40.05％，而農藥施用總量的增長幅度顯著高于撫仙湖，高達124.26％；杞麓湖徑流區的化肥施用總量增幅為 40.93％，農藥施用量也高于撫仙湖，達91.85％。 “三湖”地區的農藥、化肥施用量不斷增加，但利用率都較低，施用的氮肥利用率只有 25％～ 30％，磷肥利用率也僅有 20％左右；農藥施用量大，但效果不佳且農藥殘留量大。較低的利用率增加了氮、磷和農藥的流失量，加重了湖泊濕地水體的污染，直接威脅到當地居民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