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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違法獵捕、運輸、交易等破壞野生動物案件的目的，毫無疑問是為了保護野生動物。出于黑市對活體野生動物的需要，犯罪嫌疑人獵捕和后期運作中都會盡可能保障獵獲物是活的，如此才能進入交易，賺取收益，這使以破案為契機爭分奪秒做好活野生動物放生回家工作，實質性減免野外種群損失成為可能。生命不能死而復生，如果不能及時放生，導致活體獵獲物死亡，案件雖然辦了，野生動物卻沒有了，就起不到應有的保護作用。

可以參照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秉持生命至上的精神，規定交通事故處理中“先組織搶救受傷人員”。違法獵捕是人為的野生動物事故，和涉及人員傷亡的交通事故有相同之處，不同的是搶救受傷人員是一個過程，有的難度很大，也有不確定性。但放生涉案健康野生動物簡單的多，尤其本地物種案發地可能就在其自然分布區附近，放生可以說是舉手之勞，只要恢復其自由和野生，生息繁衍不受影響，也就達到了以辦案保護野生動物的目的。

不過同樣涉及生命的案件，《野生動物保護法》對及時放生涉案活野生動物并未提出與保護目的相一致的原則要求，僅規定“處理罰沒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具體辦法由國務院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據稱，有關部門曾就《罰沒野生動植物及其制品保管處置管理辦法》征求意見，其中規定“對于本部門罰沒的以及其他執法機關移交的原產于當地的健康野生動物活體，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和草原主管部門在做好拍照、錄像等取證工作后，可以及時放歸野外，不再辦理本辦法規定的入庫、保管、處置等手續。”這明確了野生動物活體不同于其他非生命涉案財物的特點，體現了生命至上、野生動物回歸野生的價值追求，可惜尚未正式出臺，這就使破案起獲的活野生動物，命運仍處在不確定中。

由于缺乏生命至上的具體指引，又受到涉案財物應當“妥善保管”“不得在訴訟程序終結前處置涉案財物”等一般案件在物證和程序上習慣性做法的影響，特別是一些人很愿意以救護和觀察等名義人工馴養野生動物，對到手野生動物放生并不積極，有的甚至長期持有，以致案件雖然破了，涉案野生動物卻沒有獲得新生，這就使辦理破壞野生動物案件失去了保護野生動物的崇高目的和最后機會。雖然最終會以懲罰或者經濟賠償結案，但這除警示社會外，涉案野生動物并未在第一時間回歸野生，僅是轉換了持有人，照樣人工養的養、死的死。

如據《中國新聞周刊》調查，四川省樂山市2022年“4.29”特大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件中，解救查扣的63只活小熊貓，寄養在雅安市碧峰峽野生動物園后，在人工飼養環境中應激反應強烈，雖然動物園盡最大能力飼養它們，7個月時間還是死亡了1/3。園方表示，“小熊貓無論是飼養還是繁殖，對于我們動物園來說仍然有難度，我們也希望它們能盡快回到野外去，但是上級單位不通知我們，我們自己不能放生。”據說案件不審完，涉案動物就不能放。而該案件破獲的是一個長期從事獵捕、收購、運輸、出售野生小熊貓的犯罪團伙，抓獲犯罪嫌疑人30人，據交代他們先后偷獵369只野生小熊貓非法售賣，案情比較復雜，何時審完還是個未知數，如果不盡快放生，這些還勉強活著的小熊貓也是兇多吉少。

這表明辦理破壞野生動物案件，只注重懲罰犯罪嫌疑人或者經濟賠償，對保護野生動物來說是間接的，因而是遠遠不夠的，取而代之的是必須站在生命至上的高度，首先解決好罰沒野生動物活體第一時間回歸野生的問題，涉案野生動物從哪里來還回到哪里去，生命安全了，野生種群受到的影響最小化了，破案、審案最主要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野生動物是活物，自有其生物學特點和生態習性，不應該像死物一樣作為案件證據長期持有，而完全可以通過其他形式固定證據，實現盡快放生。《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交通事故處理中，“因收集證據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車輛”，沒有說扣留受傷人員作為證據，野生動物案件中就更沒有必要為了證據的需要扣留野生動物不放。野生動物是野生的，《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規定“捕撈作業時誤捕水生野生動物的，應當立即無條件放生”，說明及時放生野生動物的必要性。我們權且把“獵捕”看作“誤捕”，把“陸生”看作“水生”，無條件放生也就有理有據，而不再是難事。

其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未造成動物死亡”是免于從重處罰的要件，初步體現了生命至上原則。一些地方辦案實踐中，也有許多好的做法。如貴州省貴定縣檢察院為優化活體物證管理，避免辦案對野生動物的二次傷害，牽頭制定《關于規范野生動物涉案物證的管理辦法》，規定固定證據后不需要繼續扣押的健康活體物證，應選擇適宜地點予以放生。江蘇省東臺市人民法院提出涉案本土野生動物，適合就地放歸的要及時放歸自然。廣東省規定辦案中沒收的陸生野生動物活體，本地區有自然分布且適宜放生的，要選擇適當地點放生等。

盡管保護生物多樣性已經成為時代強音，《野生動物保護法》也有“禁止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嚴格規定，法律責任上違反者除行政處罰外，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社會是復雜的，獵捕野生動物案件仍然頻發，辦案力度也明顯加大。從犯罪嫌疑人手中解救出大批野生動物活體，是人工養起來長期持有不放陸續死亡，還是讓其第一時間回歸野生避免死亡，依然成為和是否堅持就地保護、是否預防獵捕同等重要的野生動物保護途徑。形勢迫切要求我們以生命至上為原則統一思想，盡快完善野生動物保護法規中處置涉案野生動物活體的規定，把及時放生野外徹底解放受控野生動物作為辦案首要目標，使其繼續成為野生種群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彰顯就地保護的效益，辦案就成功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