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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是自然的涌流呈現，無論植食捕食、資源競爭，還是協同進化、互惠共生，如同風雨過后見彩虹，都是生命演化發展的常態。由此，植物、動物、微生物，不論水生的、陸生的、兩棲的，稀有的、瀕危的、常見的，都是天之驕子，各有其功能與價值，要說重點都重點、重要都重要，生命之網群星燦爛，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野生動物只所以有保護問題，是人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常以凌厲之勢施加影響的結果。一是開發建設大量侵占野生動物家園，導致其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者眾，“衣、食、住、行”困難，“七情”沒有了“喜”只剩下“怒、憂、思、悲、恐、驚”，生存危機四伏甚至命懸一線，遑論生息繁衍、物種不滅。二是商業化利用，野生動物生存不易，繁衍有序，長成更少，但人的需求無度，大量獵捕致種群個體入不敷出時，物種漸趨瀕危離滅絕也就不遠了。

相應的保護工作也有兩個方向：

一是區域生態系統（棲息地或生境）的保護。生態系統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統，一切生命形式參與構建并生存于生態系統中，這使生態系統成為人和野生動物的共有家園。保護野生動物，除管理利用活動外，更關鍵、難度也更大的便是區域自然半自然生態系統的保護，重在管控減免資源利用、開發建設、生產運行、興利除弊中各種有威脅的人類活動，確保野生動物家園的可用性。

代表性工作有劃分國土空間開發與保護格局的主體功能區制度，源頭預防開發破壞的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制度和生態環境準入清單管理，清理整治違法違規開發建設活動恢復自然生態等，更早更直接的是在野生動物集中分布區建立自然保護區，現在是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

這些工作統籌自然與人、保護與發展的關系，“保護生態，留一張白紙”，不破壞、少干擾，努力留住自然的根基就是保護。其效力像陽光照耀大地、雨露滋潤萬物一樣，所有野生動物整體受益，沒有與某個物種的特別對應關系，也無法排除某個物種免于保護或令其回避保護。這決定了棲息地方向的保護，理論上、立法上應當把生命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看待，施以普遍化保護，而無需以重點保護物種、“三有”保護物種等，推行選擇性保護。

這符合生命共同體理論和現代生態科學及保護生物學要求，體現了物種權、生存權、發展權平等原則，客觀反映了物物相關、相生相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種間關系和野生動物保護一個物種都不能少的價值目標。雖然各地可能都分布種群生存力下降而受到特別關注或深具文化影響力的物種，甚至直接以物種為保護地命名，但也只是凸顯當地生物多樣性特點或保護的緊迫性，絕不意味著只保護個別物種。

千萬物種匯聚一方，是不可人為拆分的有機整體，像沒有國哪有家、國家強大人民才幸福一樣，只要區域生態系統整體平衡穩定、生境豐富、食物鏈健全，充滿生機，包括野生動物在內各種生物都會競相迸發活力，努力壯大種群爭取種間優勢地位，積極繁衍后代、“我”不要滅絕是本能使然。反之沒有整體，絕不會有個別物種的光明前景，即便人為拔擢也是枉然。保護生態系統，就是要在區域生物多樣性整體向好中實現各種野生動物的好。

二是商業化利用活動的管理。野生動物是自然物產，有資源屬性，利用野生動物為民造福是歷史遺產，本身沒有問題。只不過因為棲息地大量破壞喪失，加上過度利用，世界范圍內野生動物幾近全面走向瀕危，我國也不例外。為此，在做好棲息地保護的同時，必須有效管控野生動物資源的商業化利用，前者是開源，后者是節流，二者配合好，才可能取得好的保護效果，否則光有棲息地保護也是事倍功半。

但不同于棲息地保護，野生動物的利用是高度選擇性的，有利用習慣的物種其瀕危等級、可利用強度也不一樣，具體的“人”對著具體的“物”，管理非得明確到具體物種不可。因此這個方向的工作，應該實行名錄制，體現差別性，如據以明確哪種野生動物可以作何種利用，利用到什么程度，配套何種管理措施等，超名錄利用和不符合管控規定的利用，就是執法監管對象。受限于可用性、可獲得性、文化傳統、生態倫理、資源狀況等，真正有利用的野生動物并不多，如有關對全國野生動物商業化經營利用的分析研究，發現共涉及254個物種，全面禁食陸生野生動物后應該更少了，管理上相對容易操作。

也可以采用《瀕危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列瀕危物種名錄配套管控措施的方式，實際上《野生動物保護法》現在就是，不過是以國家、地方重點保護物種和“三有“物種名錄出現的。瀕危物種越來越多，“三有”更是物種的普遍價值，以致現在這些名單越來越長，許多人還在爭取更多物種進入，增加了社會認知、掌握和監管難度。尤其這些名錄都及于棲息地保護，容易引發誤解，如除借以塑造明顯物種代替眾多一般物種的保護，違背野生動物本性搞人工馴養繁育，繞開人與自然矛盾沖突走捷徑、簡化生態系統搞保護外，能成為重點保護物種似乎很光榮，更有重點保護物種越多越有成績的認識，價值追求出現嚴重偏差。

兩個方向的工作，雖然目的完全一致，但商業化利用管理適應利用活動的選擇性，不同于基于生態系統原真性、完整性、系統性保護，所有生命現象全面受益的棲息地保護，二者在基本保護制度上亟需針對各自情況有所區別。為此，建議修訂中的《野生動物保護法》：

1.棲息地（生態系統）保護方向，取消野生動物分類分級保護制度和“重點”“三有”等物種名錄制度，實現所有野生動物理論和法理上的全面、平等、普遍化保護。

2.利用活動管理方向，設立相關名錄，實行名錄化管理，但效力不得及于和影響棲息地方向的普遍化保護。可以只列有利用習慣、種群可支持和政策上允許利用的物種名錄，也可列瀕危物種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