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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照片

　　  從公元1909年竣工至2009年，蘭州黃河鐵橋已經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歲月。

　　  百年風雨，百年滄桑。

　　  從開工建橋時黃河岸邊矗立的第一座鍋爐房冒出的第一縷煤煙開始，它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近代甘肅乃至中國走向對外開放的一個先聲和見證；從建成的那一天開始，它就享有了“天下黃河第一橋”的美譽，而百年的歷史，無疑讓它承載和見證了這個城市諸多的世事滄桑……

　　  屬于這個城市的一種集體記憶，在這個八月，仿佛被整體喚醒了……

　　  烈日下，省博展覽大樓門前，幾十個人排成的隊伍蜿蜒著，站在隊伍最后的67歲的柏敬堂老先生用門票在臉上不停地扇著。短短一周里，他已經是第三次來這里了。“主要是看看鐵橋檔案，(展覽的)都是當年修建鐵橋的原始檔案，像‘1907年12月19日，陜甘總督升允為修建蘭州黃河鐵橋上光緒皇帝奏折抄件及致甘肅布政司等的札文’這些都是第一次公開展(覽)。”

　　  近些天來，在省博舉辦的由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主辦，甘肅省檔案局承辦的“中國檔案珍品展”一下子讓這個城市“躁動”了，僅僅開展的第一天，參觀者就超過2000人。

　　  “可以說，在我們這個城市，無論男女老少，對于(黃河)鐵橋都不同程度地心存一份‘鐵橋情結’，而這個展覽無疑只是一個契合點，它讓糾結于人們心底的那份情結瞬間釋放了。”蘭州市文物局副局長陳世忠表示，今年是鐵橋建成整整一百周年，由政府、媒體以及相關部門進行的各種紀念活動，對市民“鐵橋情結”的情感釋放也起到推動的作用。

　　  而對于甘肅省檔案館的陳樂道研究員而言，他的“鐵橋情結”是在更早一些時候被撩撥起來的。今年“蘭洽會”期間，他接受了香港鳳凰衛視的專訪，在這個十幾分鐘的專訪節目中，陳樂道講述了蘭州黃河鐵橋修建的始末。“鳳凰臺的記者也是第一次了解鐵橋歷史，他們認為鐵橋作為名勝的意義具有獨特性，為此，我們甘肅完全可以借助鐵橋向外進行更為廣泛的宣傳，甚至直接可以和德國之間因為這座鐵橋而產生更廣泛而全面的經濟文化合作。”

　　  據了解，“蘭州黃河鐵橋”檔案全宗收藏于甘肅省檔案館，是省檔案館檔案中的精華。這些檔案文獻都是清末“甘肅全省洋務總局”為籌建蘭州黃河鐵橋而形成的公務文書。原本分為“籌備案”、“運輸案”、“經費案”三大案，共568份文獻，經整理為45個案卷，排架長度0.45米，其形成時間上自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下迄宣統三年(1911年)四月，縱跨整整5年時間，是連續不斷地記載蘭州黃河鐵橋從籌備、材料運轉到工程建設、竣工、經費報銷、鐵橋使用維護全過程的比較完整而系統的原始檔案文獻。據介紹，蘭州黃河鐵橋檔案中所缺的僅是屬于工程技術的大橋設計、施工、竣工等由德國承包商負責部分的技術檔案文獻，以及大橋竣工時所拍6張照片檔案。因而，省檔案館所藏的文獻能具體、準確、全面、系統地反映蘭州黃河鐵橋建設的歷史全貌，是記載蘭州黃河鐵橋建設歷史的最為權威并保存完好的第一手歷史資料。

　　  “蘭州黃河鐵橋檔案”也是我省唯一首批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的檔案。此次在省博的鐵橋原始檔案展覽中展出的珍貴檔案包括皇太后和皇帝的朱批、修建黃河鐵橋的合同以及朝廷重臣的文電和大量各級官府的文書等。

    歷史，從鎮遠浮橋說起

　　  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城市的建筑物中，很少有什么能像這座黃河鐵橋承載過如此沉重的歷史和文化負荷。說起來，它也只有一百年的歷史，比起這個城市的壽命來說，還只是個嬰兒，但對這個城市的居民來說，它卻是一個閱盡人間滄桑的守望者。所以，關于它的話題，從來沒有間斷過。

　　  蘭州黃河鐵橋因為“天下黃河第一橋”的美譽被更多的世人所熟知，但很少有人能說得清它百年前那段堪稱創舉的興建歷史。

　　  “蘭州黃河鐵橋，是在晚清實行‘新政’、舉辦實業的歷史背景下修建而成，是近代甘肅走向對外開放，并認識、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的碩果。它曾極大地便利了西北與內地的聯系和交流，促進了甘肅乃至西北地區政治、文化及經濟貿易的發展。”陳樂道說了解鐵橋修建的歷史，掌握鐵橋修建的歷史背景很重要。他說，蘭州黃河鐵橋是甘肅與西方近代經濟、技術、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一個結晶和產物，西方經濟及其文化對甘肅的滲透由來已久，但由甘肅人自主自愿與西方人進行純經濟、技術上的合作，建設蘭州黃河鐵橋則是第一例。“它的成功，把隅居西北地瘠民貧的甘肅官僚們落后保守的思想觀念劈開了‘一線天’，同時，它也成為一面歷史的‘三棱鏡’，透過它，不僅可以看到黃河鐵橋本身的修建歷史，而且，清末蘭州和甘肅的行政、民政、財政、金融、交通、軍事、外交、官場爭斗、人民生活境況，以及西方商人的策略手段、思想方法和作風，都或多或少地折射在我們眼前。”

　　  蘭州黃河鐵橋是在公元1908年二月份正式開工的。

　　也就在這一年的1月29日這一天，芬蘭人馬達漢以探險家的身份騎著馬進了蘭州城，穿過一座雄偉的城門，走在鋪著巨大石板的馬路上，聽到馬蹄嗒嗒聲響并穿過擠滿行人和車輛的街市，馬達漢心情十分舒暢……一路走馬觀花的馬達漢被黃河邊的一幅景象所吸引，并用手中的照相機拍下了這幅場面：蒼涼的土地上，黃河南岸是組裝完成的兩個沉箱，沉箱的高度將近3米，一些在沉箱邊忙碌著、戴黑氈帽的人顯然是來自天津、上海等地的技工，而頭上扣著瓜皮小帽的則是甘肅當地人。遠處牽著毛驢的人們正從鎮遠浮橋上走過……

　　“鎮遠浮橋從建成至棄用經歷了525年（公元1384年——1909年）。”省交通廳編史辦公室退休干部伊國清最近在《甘肅文史》上發表的一篇名為《蘭州黃河鐵橋百年史話》的文章也是從鎮遠浮橋說開的。

　　從蘭州的地理位置來看，從內地去新疆、寧夏、青海等地必須跨越黃河。據傳，早在漢朝時，黃河蘭州段就有了鐘家河、新城、小寺溝等渡口，用皮筏運載過往的客商。應當說，在漢唐時期，黃河上游的交通運輸是最為繁盛的時期。自唐之后，中央政府對西域、對絲綢之路的控制，處于時斷時續的狀況。到了明朝，隨著明王朝的經營，西北地區的人口經濟逐步開始恢復，對于交通的需求也日益增大。蘭州是個山區城市，也是黃河唯一穿越的城市，皋蘭山綿延于城南，華林山雄踞于城西，黃河穿城而過，向來為關隘要津，交通重鎮。

　　明初，出于向河西走廊運送各種物資的需要，蘭州黃河段的教場河、岸門口、空心墩等渡口也陸續開通。然而要供應數萬大軍的糧草，僅僅依靠渡口是不行的，必須建橋才能滿足軍事運輸的需要。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徐達、馮勝等率軍，追擊元朝殘余勢力。在定西消滅了王保保的主力后，為過河追擊元軍殘余，在蘭州城西七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浮橋。洪武九年，衛國公鄧愈將浮橋移到城西十里的地方。到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蘭州衛指揮檢事楊廉將黃河浮橋移到了蘭州城北的白塔山下邊，也就是今天的蘭州黃河鐵橋這個位置。關于此，明人徐蘭在其撰寫的《河橋記》中有記載：“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去城西七里許造浮橋以濟師，師還，遂撤弗用，又三年衛國公鄧愈帥師定地置西涼、西寧、莊浪諸衛，乃去城西約十里造橋，以通往來……又九年，蘭衛指揮楊廉視城北河水少緩，擬改置橋近且易守，詢諸父老以為古今之金城關在焉……”